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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1关于保险范围认定的纠纷案

作者: 来源: 日期:2012-2-20 8:06:34 人气: 标签:
导读:原告中国上海A公司(以下简称A)与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B)发生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A称:自身与英国C公司(以下简称C)签订一份贸易合同,向其销售服装一批,价值50万美元,向B投保了一切险和战争险,责任起讫期间是“仓至仓”,从上海运往英国伦敦。货物运

原告中国上海A公司(以下简称A)与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B)发生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A称:自身与英国C公司(以下简称C)签订一份贸易合同,向其销售服装一批,价值50万美元,向B投保了一切险和战争险,责任起讫期间是“仓至仓”,从上海运往英国伦敦。货物运抵目的地后,由于C迟迟不付货款,A遂持正本提单到伦敦提货,却提货不着。这是保险合同约定的风险之一,因此向B索赔,遭拒绝,现向上海海事法院请求判令B按约定赔偿自身的全部损失55万美元和延迟理赔期间的利息损失,诉讼费由B负担。

B就此辩称:1.所谓“提货不着”,是指“整件提货不着”,且应伴有偶然的、意外的保险事故发生,否则其无赔偿责任。本案货物已经运抵目的地并被C清关提走,去向明确,不存在“提货不着”。2.A与B签订的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责任起讫期间是“仓至仓”。但伦敦没有A的仓库或储存处所,货物运抵伦敦的仓库或储存处所,就应视为按合同规定运抵目的地。C是在伦敦的仓库提走本案货物的,提货时未提出索赔,本案货物应属安全运抵。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标的是运输中的货物,而本案货物既已安全运抵,就不能再要求赔偿。3.C的收货手续完全合法,按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仓至仓条款”,只要是向合法的、贸易合同预定的任何一个收货人(包括买卖合同买方、提单或运单上指定的收货人、被保险人)安全、合法地交货,自身的保险责任就终止了。4.C提货后不付款是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范围,不属于海上货物运输保险,自身亦不承担赔偿义务。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关于“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的规定和买卖双方约定的贸易条件,A的货物在上海港装船时,所有权和风险就已经转移给了B,所以A没有保险利益。6.没有证据证实本案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在中国合法注册,A持这样一个无资格从事海上货物运输的人开出的提单,不具有物权凭证功能。7.A在货物卸离海轮满60天,保险人的责任已终止后才开始调查货物下落,在货物被B提走后两个多月才去提货,“提货不着”后也未及时申请检验人检验。A没有正确履行合同义务,自身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

A与B于2005年5月4日签订了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2份,约定:A的保险标的物服装一批,保险金额计55万美元,险别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及《海上货物运输战争险条款》(1981年1月1日)规定的一切险和战争险,保险费率按1%计共为5500美元;开航日期以提单为准,航程为上海至伦敦,责任起讫期间为“仓至仓”,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海上和驳船运输在内,直至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存处所为止;如未抵达上述仓库或储存处所,则以货物在最后卸载港全部卸离海轮后满60天为止。B据此签发了保险单,A按约定支付了保险费。

本案货物于2005年7月15日装船,D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作为承运人E公司(以下简称E)的代理,为A签发了上海至伦敦的提单(Through  Bill  of  Lading)。提单载明:托运人A,收货人凭指示,通知人为C。货物由上海直接运至英国伦敦。9月13日,C要求提货。E看C是这两个单证上的收货人,便在未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放货,C清关后将货物提走。

贸易合同中约定付款方式是付款寄单(T/T AT SIGHT;PAID BEFORE SENDING  THE SHIPPING DOCUMENTS),因见买方先支付了10万美元,就迟迟不支付余款,A于11月中旬,派人持正本提单至伦敦提货,现其尚持有本案货物的全套单证,包括正本提单、装箱单、商业发票。A提货不着就向B要求赔偿,B不同意,双方协商未果,A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的险种介绍中,一切险在保险公司业务习惯上包括“偷窃、提货不着险”在内的11种普通附加险,“提货不着”指“整件提货不着”。A、B公司均认可上述情况,也提交了相关的证明。但无法认定B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曾向A特别解释过“偷窃、提货不着险”;A提供的向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借款的合同书,也不能证明所借款项与本案损失的关系,不能认定为有效证据。据此,上海海事法院于2006年3月19日判决:B向A赔偿损失45万美元及利息。从A申请赔偿后60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美元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万元,由B负担2.7万元,A负担0.5万元。

B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在涉案保险单中,没有“偷窃、提货不着险”的文字表述,将“偷窃、提货不着险”认定为本案投保险种,没有事实根据。涉案货物损失发生在“仓至仓”保险责任期满后,自身不应承担赔偿责任。A未提供责任方关于提货不着的证明,根据规定不应理赔。更重要的是,A投保的一切险是指被保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损失,不能包括承运人无单放货。据此,请求驳回A的诉讼请求。

A答辩称:B编制的《主要险种条款汇编》一书明确列示了:一切险中包括“偷窃、提货不着险”在内的11种附加险。自身持有全程提单,是惟一合法的提货人,在目的港却提货不着,有权向B提出索赔。另外,“提货不着”不仅指由于自然灾害导致货物的损失或灭失,还应包括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和灭失;“仓至仓”则表明保险责任应从启运仓库至合法收货人的仓库,在此期间自身提货不着,属于保险责任期间内的保险事故。B的上诉无理,应当驳回。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除确认了一审认定的全部事实以外,还查明:根据B在《主要险种条款汇编》中的解释,一切险的责任范围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确实还包括“偷窃、提货不着险”,但对E无单放货造成的提货不着,B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判从字义上对“偷窃、提货不着险”做出的解释,不符合保险合同只对外来原因造成的风险给予赔偿的本意,不当地扩大了保险人的义务。B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原审判决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20日判决:一、撤销第一审民事判决。二、对A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6.6万元,均由A负担。

【评析】

本案可以确定的是:A和B签订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上海海事法院据以下分析作出判决:如何理解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的“提货不着险”,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A、B在签订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时,没有对“提货不着险”条款作过其它解释或附加其它条件。因此有理由认为,这是B向A承诺,只要被保险的货物“整件提货不着”,B将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即提单就是货物所有权的代表,是物权凭证。A作为本案货物海运正本提单的持有人、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持有提单却提货不着,保险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合法、安全地交货,是指向正本提单持有人交货。A持有正本提单,即是收货人,可以控制货物的所有权。他既可以转让提单向贸易对方交货,也可以自提,都是合法的、正常的贸易做法。C无正本提单而提走了货物,即使经过清关,也不能说明本案货物已安全运抵,未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的“仓至仓”保险责任并未终止,A有权向B索赔。而所谓出口信用保险,只适用于货物合法地交付给贸易买方而买方不付款,C未提交正本提单,提货是不合法的,因此A遭受的损失,不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范围内。

另外,货物交到船上,只是交给承运人,而不是交给买方,由于A持有正本提单,货物所有权仍然在A手中,不存在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关于“财产所有权自财产交付时起转移”的问题。B辩称A对本案货物没有保险利益,是对法律的误解。而E在本案中是国际货运代理人,可以从事包括海运在内的多式联运,具有承运人资格,可签发提单。即使其未在中国合法注册,也不能据此否定其在民事活动中签发的提单作为物权凭证的效力,只是违反了行业管理和市场准入的行政管理规定。因此B的这一辩解,也不能成立。

还有,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由于本案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期间是“仓至仓”,对合同中关于“如未抵达上述仓库或储存处所,则以货物在最后卸载港全部卸离海轮后满60天为止”的约定,应当理解为货物到达伦敦并全部卸离运输工具。在此期间,A无论是自提货物还是向买方交货,都不能认为没有及时提货。A在B负责的“仓至仓”期间内提货不着,并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索赔单据和涉案货物在伦敦报关的材料,已履行保险条款约定的由被保险人提交货损证明、提交单证等义务,B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后,就赔偿问题,海商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保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保险人自收到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金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A已收到的预付款10万元,应从损失总额即全额保险金中扣除。A请求赔偿延迟赔付的利息损失,可据实际情况予以赔偿。

B不服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后,经审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首先肯定了上海海事法院的几个分析:一是根据B的《主要险种条款汇编》解释,A投保的一切险应当包括“偷窃、提货不着险”。二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仓至仓条款”规定:在此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均属保险人承保范围。本案中,A提货不着属于保险的责任范围。三是保险事故发生后,A已证明保险事故客观存在,完成了举证责任。法律没有特别规定A必须提交责任方出具的证明才能索赔,B的该项理由不成立。

但在重新查证与分析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现上海海事法院在判决中明显忽略并弄错了一些问题,致使本案判决有不当之处。首先,“提货不着”虽然是本案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确定的风险,但并不是所有的提货不着都应当由B承担赔偿责任。前述分析中已肯定,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的风险,是指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自然和人为等外来原因造成的风险。但该风险应具备不可预见性和责任人不确定性的特征。本案是E无单放货,造成持有正本提单的A提货不着,不具有海上货物运输保险的风险特征,是确定的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而发生的可以预见的事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承保的风险。其次,E是A选定的承运人,在选定承运人时,A有责任审查承运人及其代理人的资格和信誉。当E违约无单放货时,A应当根据海洋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向E追究违约责任。A不去追究E的违约责任,使应承担无单放货违约责任的E免受追偿,却以“提货不着险”为由,起诉请求判令B赔偿,不仅不符合承运人应该根据提单交货的国际惯例,也混淆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责任界定,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案例中公正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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