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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靠经营关系的法律性质分析

作者:佚名 来源:未知 日期:2012-1-28 10:06:30 人气: 标签:
导读:一、挂靠经营关系产生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最初是在“一大二公”的政府严格管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进行的。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条”、“块”管…

一、挂靠经营关系产生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最初是在“一大二公”的政府严格管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进行的。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条”、“块”管理,以所有制划线,因此,民间的资金、人员想要进入某一领域进行自主经营,并使之有效发展,都是极其困难的,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的。随着经济改革逐渐深入,国家经济生活逐步放活,催生并孕育着新的适应那个特殊的经济环境、立法和政策环境并能够独立生存的经营模式,挂靠经营就是能够独立生存的经营模式中的一种。在改革开放初期,它为活跃经济生活,带动国民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挂靠经营”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只是一个事实上的民事行为的概念,既不为经济界认可,亦不为法律界接纳,处于一个灰色地带。这一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最初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挂靠双方的诚信,其生存的制度性基础比较薄弱。随着双方合作时间的推移,由于被挂靠者组织内人员的变动、挂靠者财富的聚积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致使双方随时都有发生纠纷的可能,如此次专家研讨所面对的北协建设工程公司与北协三处之间的纠纷。如何对国家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挂靠经营关系加以规范、引导,使其有章可循,挂靠经营双方如果出现纠纷,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双方权利义务,是经济界和法律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挂靠经营纠纷应对方式探索

 (一)纠纷源起

    挂靠经营纠纷的根本缘由,始于挂靠经营者财产的归属。挂靠关系确立之初,被挂靠者注重的是挂靠之后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挂靠者注重的是被挂靠者的经营资格,即市场机会。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形成了一种资格垄断社会资源的经济现象。挂靠者只有给被挂靠者预期收益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经济回报,才能获得被挂靠者基于身份而享有的经营机会。但是,当挂靠者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经营以后,即经过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逐渐发展壮大,有了一定量的资产时,被挂靠者这时觊觎的是挂靠者的资产。于是,就挂靠者在以被挂靠者名义经营期间所获得经营收益归属问题发生争议是属人性之必然。这种因挂靠经营而引发的纠纷是一个法律问题,最初由人民法院来进行处理亦属制度之必然。而在司法实务界对于挂靠经营所产生的经济纠纷的法律性质的探索历时甚久。

(二)行政机关对挂靠经营关系规范管理的探索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体改委颁行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代表行政机关明晰产权、理顺产权关系为核心的企业公司化改造工作由论证阶段进入了试行推广阶段。1994年颁布、1 995年施行的《公司法》是我国经济生活中打破所有制界线,以投资者责任承担方式为基础重构市场主体的一个重要法律文件。此后,国家行政机关以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为基础全面推动我国经济生活中公司化改造工作。1997年,国家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联合行文,对挂靠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的集体企业法人单位,继国有企业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工作之后,依次进行自上而下的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工作。它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原因尤其是挂靠经营引起的产权不清问题进行的一次行政性规范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由于产权不清投资主体不明而引发的产权纠纷,但是由于政策的粗疏,某些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使产权界定工作仍有许多遗留问题未能解决。再者,此次产权界定工作是以法人单位为对象的产权规范行为,因而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挂靠经营孳生的产权问题,尤其是非法人经济体挂靠于法人单位而产生的法律问题。对于这类产权问题如何规范,纠纷如何解决没有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经济生活中挂靠经营问题并未因行政机关的产权界定工作有所减少,有所规范。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准入资格的审批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但是,这次产权界定工作所采取的“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产权界定原则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确立了国家对财产权利人不分所有制形式一体保护的法律原则,使宪法所确立的这一宪法原则,在行政执法领域得以有效贯彻,也为人民法院司法活动提供了一项司法原则。

(三)最高院法函及判例

    旧的经济体制下,国家对资本、人员的市场准入资格实行严格的管制,加之不同所有制形式在市场经营中所获取的报酬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以所有制的性质来衡量、评判市场准入资格的含金量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市场资格的稀缺及资格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差异将市场准入资格变成了一种具有交易价值的社会资源。这种稀缺资源是属国家禁止交易物,双方基于这种稀缺资源的交易而产生的收益如何定性,双方行为如何规范,自然没有国家立法例可循。《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双方交易往往是以口头约定的形式存在,以双方往来的经济凭证为依据的契约行为。一般情况下发生纠纷,交易双方,无论是那一方,首先想的是诉争的财产不能被国家没收;其次,诉争的财产归己方所有;再次,被挂靠者还有深一层的考虑是已收取的报酬不能被没收,自己的市场资格不能受影响。因此,一旦发生诉讼,诉由一般都被确定为确权或侵权纠纷,在庭审过程中对双方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一般都采取回避措施。

    著名者莫过始于1991年历时六年的王长春诉江苏省江都县建筑安装配套公司确认财产权纠纷案。此案历时数年,最后,最高院经审委会研究讨论以法函(1996)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长春诉江苏省江都县建筑安装配套公司确认财产所有权纠纷一案有关问题的复函》(下简称《复函》)予以定案,从该《复函》的内容来看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析之如下:

    首先,从法律结论来看,最高院认为,双方争议的财产应归江苏省江都县建筑安装配套公司(下称江都公司)与江苏省江都县建筑安装配套公司襄樊工程处(下称襄樊工程处)共同所有,江都公司占30%,襄樊工程处占70%。

    其次,从最高院认定的事实来看:

    1、最高院认定了王长春为首的襄樊工程处是以江都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江都公司向襄樊工程处收取管理费。

    2、最高院认定了王长春等为首的襄樊工程处的重要成员是襄樊工地的创建者。同时,襄樊工程处是王长春在襄樊工地的基础上由江都公司提供相应的法律文件设立的经济组织。

    3、最高院认定了襄樊工程处的财产是由襄樊工程处原有及现有成员长期劳动,共同积累而形成的。

    4、最高院认定了江都公司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等法律文件、人事、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为襄樊工程处财富的积累发挥了一定作用,创造了经营条件。

    最后,从最高院《复函》所认定的事实和最终的结论来看,我们认为它是妥协于其时的社会心理、社会思维的折衷结果,没有明确的立法例可援引,依据其时物权法律及债权法律制度,均推理不出最高院的结论。如果说基于其时的物权制度,江都公司对襄樊工程处没有投资,不发生投资关系,因此,不生物权之法律后果,即江都公司与襄樊工程处共同所有之法律结论。如果说基于其时的债权制度,依据最高院认定之事实,显而易见,襄樊工程处依债之制度,已履行了对江都公司债之义务——交纳管理费;同时,江都公司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及行政、人事方面的规范管理乃是合同义务履行的表现,不生物权结果;至于,江都公司对襄樊工程处的经营风险承担潜在的法律责任,系属合同风险,是当事人意思以内的合同义务,不是享有物权之法律要件,换言之,经营风险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不是投资;最为重要的是双方并未约定襄樊工程处之财产归江都公司所有或共同所有。最高院认定襄樊工程处之财产系以王长春为首的全体劳动者基于与第三人债之关系以劳动积累形成的。但是,最高院并未依当时的立法精神确认投资人——劳动及劳动积累再投入者对投资关系产生的财产享有完整的权利。因此,我们认为这只是最高院对于挂靠经营关系产生的产权问题进行司法保护的一次有效的探讨,结论本身与法律精神有出入,但他代表着法律的进步和文明。

    1999年下半年发生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马艳梅诉青海东建工贸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东建公司)侵权纠纷案的判决结果是司法审判机关对此类纠纷进行探索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案例中,青海省西宁市中院在业已查明的事实基础上,通过阐明挂靠经营关系的特征:“二处虽然挂靠到被告东建公司名下,但是东建公司从未给二处任何投资。二处名下的全部财产来源于原告马艳梅与其夫祁占禄的夫妻共同财产。按照东建公司与二处主任祁占禄的约定,二处在东建公司内部实现经济上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经营上对外以东建公司各义为自己承包工程的制度,为此,二处承担着向东建公司交纳管理费的义务。这说明,祁占禄并未将二处的财产权转让给东建公司并委托该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享有建筑行业经营权的东建公司也未取得对二处财产的支配权,而是允许二处在公司内部以自己的财产相对独立经营。”,以支持原告马艳梅返还财务帐、料场资产、二处所承揽工程(包括合建工程)之全部资料及购置材料的往来帐之诉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处挂靠在上诉人东建公司内,东建公司在管理上投入了人力、物力,但这不是投资,不能据此取得对二处的直接经营管理权,并且东建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已经由二处交的管理费补偿。其实本案最直接、最真实的判项,因原告马艳梅诉求“恢复我的经营管理权”是在挂靠经营关系下产生的契约性权利,因此不是出现在判决结论中,而是判决书的本院认为,“祁占禄病故后,作为财产共有人和共同经营人的马艳梅,有权按原约定在东建公司内继续相对独立经营二处事务,东建公司应当配合。如果双方不能再继续维持这种关系,也应当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除”。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最高院公报的这起案例,以判例的形式昭示各级法院,挂靠经营关系系属合同纠纷,合同的双方应该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同时也昭示了挂靠经营合同项下挂靠者的财产权同样受法律保护,除挂靠者为处分外,包括被挂靠者在内的任何人均不得侵犯。

    以上两起同类型的案件不同的法律结论,反映的是法律的文明和进步,同时也反映出最高院对挂靠经营关系法律性质探本寻源的历程和最终结果。最高院法发(2000)26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挂靠经营纠纷确立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民事案件,且明确将其列入合同纠纷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司法审判机关对挂靠经营关系法律性质进行探索的最终结果,为此后这类法律问题在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判加以解决提供了一个法律前提和法律保障。

三、挂靠经营关系的法律性质

    从挂靠经营关系赖以产生的经济背景、最高院的法函、公报案例,可以看出所谓的挂靠经营关系是被挂靠者向挂靠者提供挂靠经营所需的各种法律文件,挂靠者以自己享有权益的财产独立经营,经营收益归于挂靠者,由挂靠者向被挂靠者支付一定报酬的双务契约。因此,挂靠双方的权利义务以约定为主,以法律规定作为契约的补充。挂靠经营关系的法律特征如下:1)被挂靠者享有某一领域的经营资格。2)挂靠者以自己享有权益的财产以被挂靠者名义进行独立经营。3)挂靠经营者虽然以被挂靠者名义进行经营,但是在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4)挂靠经营者向被挂靠者支付一定的报酬(在实务上多以挂靠经营者营业额的一定比例交纳管理费)。5)被挂靠者对于挂靠经营者的财产(带入及经营积累)不享有任何权益。

从以上对挂靠经营关系法律性质的探析不难推演出挂靠者在挂靠经营期间所积累的财产的归挂靠者所有这一法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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